5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另外，自1953年韩战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致力于大陆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
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
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探亲。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在滇西惠通桥指挥的战役中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为感动。
话题转到国共和谈，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
周恩来听后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吗！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
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
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周恩来还表示，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回大陆考察，观光，探亲，访友，工作和定居，并表示来去自由。
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
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万5千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资料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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